谷爱凌背后美式教育“内卷”?︱播客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成为了瞩目的焦点。她不仅是连夺三枚奖牌的明星选手,更是精通钢琴、马术,以近满分的SAT成绩被斯坦福录取的“超级学生”。有人惊叹她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事实上,在美国名校的学生中,不乏成绩优异的运动员,如哈佛的林书豪;美国各行各业的领袖,包括数位美国总统,在名校就读期间往往也是备受瞩目的运动健将。

本期“涟漪效应”播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对美国高等教育有着切身体验和深入观察的嘉宾,共同讨论美国的精英教育为何如此青睐体育?在“谷式”十项全能的“超级学生”们背后,存在着怎样的美式教育竞争?我们希望对美国教育现象的探讨,能够成为返视中国教育现状的他者之鉴。

廖元辛,毕业于北京大学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前财新记者,非虚构文学《新留学青年》一书作者。

薛雍乐,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和耶鲁大学,澎湃新闻旗下英文新媒体第六声编辑。

澎湃新闻:美国名校认可杰出的体育人才,几乎每所名校都有自己的体育明星乃至奥运奖牌得主,在录取层面,一项优秀的体育成绩就能让申请者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二位都有就读于名校的经历,能否谈谈您所见到的校园体育文化?

薛雍乐:体育文化确实是美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从我在乔治城和耶鲁两所学校的亲身体验来说,我接触的更多是团队运动。比如篮球,乔治城大学出过像艾弗森、尤因这样的NBA球星,而且大学球队在美国NCAA大学篮球锦标赛当中也非常活跃。每年三月份会举办一个活动,March Madness(“疯狂三月”,即美国大学体育总会一级联赛男篮锦标赛,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全国性体育赛事之一),全校同学都会倾巢而出狂欢。

耶鲁则每年和哈佛有橄榄球对决,这就是展现学校荣誉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两校学生都会来观战。相比之下,像谷爱凌参与的滑雪这样个人的项目,平时关注的人并不是特别多。但是能获得奥运金牌,肯定能被学校宣传,也被同学们视为骄傲,热度上可能比不上团队的项目。

体育运动作为大学录取的敲门砖是确实存在的,在我们学校就有很多因为(某一特长),比如篮球特长,被招进来的学生。大学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球探,会专门去高中的比赛观察,笼络一些拔尖的高中生选手。如果选手读书很好,能够达到学校的学术要求,当然最好;但如果说读书不太好、体育特别厉害,其实学校也是有一些手段帮他们过关,比如说专门开一些内容相对简单的课给他们读。所以说,如果说你能够在某一项目上达到世界级的水平,能够给学校争光,那肯定在升学时可以加分。

澎湃新闻:从您的讲述中,能够感受到美国大学里面的体育文化氛围是很浓厚的,为什么美国的精英教育会如此的看重体育?

薛雍乐:我觉得有几方面。一方面比较传统的解释,就是可以培养竞争心态、领导力、团队精神此类的软实力,更容易在社会上担当具有领袖职能的一些角色。

另外一方面,也有历史或者社会的原因。前几年国内引进了一本书,名字叫《被选中的》,讲的就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是怎么演变的。书中就提到,一开始这些学校的录取是比较简单的,以考试为主,也没有说特别重视体育这个方面的才能,但是后来有大量犹太人进入了美国,对这些老牌学校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形成了一种威胁,这些学校就抬高入学门槛,来防止太多的犹太人被录取,其中就包括了犹太学生相对不那么擅长的体育,还有其他一些没办法用分数去衡量的主观标准。其实美国精英学校对体育的重视是有当时历史上的反犹因素在内的,为了排除某一个特定的人群、但又不能明着说“我歧视你们”,只能增加一些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害处的要求。

现在也一样,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家长抱怨:因为华裔学生成绩相对较好,学校为了限制华裔学生的人数,就采取各种手段去抬高标准。在刻板印象里,华人孩子比较会读书,但是体育较弱。(以体育为标准)也是淘汰华人学生的一种方式,但是华人家长也是很懂这个潜规则,越来越多的人在给孩子拼体育,所以说我们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就会看到不少像谷爱凌这样子的“超级学生”。

廖元辛:美国校园里的体育设施非常完善,我在我的书里也提到了密歇根安娜堡的体育场,是容纳观众数量在全球能排到前三位的体育场。此外,我们看到在美国大学校际之间的比赛,尤其是橄榄球比赛,已经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附近一两百公里甚至更远的居民会开着房车,提前一天晚上就来到比赛现场,去进行烧烤、举办派对,一起喝酒、看比赛。体育赛事成为了整个州、或者整个市所有的人的一场狂欢,超出了单纯的体育比赛简单的含义。体育其实也是一个社交的概念。

而且校园的体育生态也是很完善的,每一届的学生都热衷于体育运动,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循环的体系。在美国的从事体育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会回到学校去做教练,培养出来的学生再迈进体育圈子,也可以回到学校去从事教练的工作。这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教学体系,而不像比如我们中国的足球这个体系,它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青训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练的缺乏。对初级和中级的学生进行足球教育、带领他们比赛的教练,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显著的不足。

2016年美国超级杯橄榄球赛实况转播,吸引的电视观众达到一亿一千万,远高于总统大选辩论。

澎湃新闻:回到刚刚薛老师提到的美国入学标准的演变、以及华人家长开始越来越看重体育的现象上来:我们知道美国名校的招生标准包含了四大项目,也就是体育、个人素质、学业和课外活动。这样多维度的招生标准,让每个孩子都要成为多面手,在各个方面都要打败众多的竞争者来争取入学的席位。薛老师所认识的美国本土名校生中有没有“谷爱凌式”的超级学生?美国教育中是否也存在“内卷”的情况?

薛雍乐:美国学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确实是接触到过不少美国本土的“卷王”。比如说,我大一时的两个室友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一个,是大大咧咧的加州女孩,注重生活质量,相对也不那么专注学习,整体氛围给人感觉很休闲。有一次,她发现身边很多男生没地方剪头发,就在我们宿舍里开了一个业务,收钱给他们剪头发。

另外一个室友则完全不同,她是一个出生在美国、一路就读顶尖私立学校的伊朗裔女生。她选了很多课,每天都学习到很晚,还参加学校的划船队,每天清早五点多就去训练,划船落入水中,她来不及换衣服,就湿漉漉的去上早上的中文课。后来她可能觉得我们学校的竞争还不像她希望的那样激烈,大一就转学去了其他的学校,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外科医生。

我之前也跟其他的本科生聊过,其中记忆最深的是一位哈佛的本科生。她跟我说,当时为了进哈佛,担任了她高中所有学生社团的社长,所有社团都要参加,把简历填满。一方面,她的综合能力非常的强,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擅长时间管理。因此才能顺利进入哈佛。

精神健康在美国大学校园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现在很多“95后”、“00后”,经常包里面装着各种瓶瓶罐罐的药物。我们可能需要反思,这种优秀是否只是一种表象,背后有没有没被看见的另一面?在追求这种优秀的时候,也许会失去其他一些重要的东西。

澎湃新闻:廖老师也对美国本土学生的A面和B面都很了解,在您看来是否存在“内卷”的情况?

廖元辛:在过去的这一两年中,我们经常讨论中国教育的这个“内卷”,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教育的体系跟美国教育的体系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所以我觉得比较中美的这个“内卷”,首先我们要去廓清“内卷”的定义。

另外,我觉得这种过度的竞争,要把自己变成“十项全能”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的某些阶层其实都是存在的,尤其是精英阶层。当然可能在某一些的群体中可能会更普遍,比如说在美国华人群体,包括韩国的学生群体,包括印度社区,相对来讲会更容易产生这样情况。

不过对于美国的大部分学生来说,“内卷”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严重。因为中美的社会结构存在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中国一直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历史传统。我们人才的选拔和教育制度演变成了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完全按照考试分数来决定的模式,但是在美国相对来讲不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美国的中产阶层规模较大,这些中产的孩子只要接受一个还可以、或许并非那么精英的教育,就能相对比较容易地进入中产阶层。所以对于很多普通的家庭而言,如果父母不是受到过精英教育、希望把精英教育传递给下一代的状态,这些家庭是没有动力去让自己的孩子一整个周末都去上课的。在这一点上,美国还是跟中国有明显的差别。

澎湃新闻:在疫情之前,想要到美国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逐年攀升。廖老师之前也采访过近百位的赴美留学生,您觉得这些中国学生在申请美国名校时,他们的情况是更为有利,还是会遇到更大的障碍?

廖元辛:我记得采访中有一个学生,高一时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在中国学习过奥林匹克物理竞赛,进了美国的高中后就去参加了美国学校的物理竞赛。他明显感觉到,当地学生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体系是跟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内中小学以成绩论英雄,但是在美国的评价体系非常多元。一个奥赛奖项不会像国内那么受重视,相反同龄人可能更羡慕那些加入橄榄球队或者啦啦队的同学。换句话说,中国留学生会面临一个价值转换的问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价值系统的转变。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讲,这个过程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澎湃新闻:薛老师,您担任过留学的海外顾问,那您认为中国的学生在申请美国名校时存在障碍还是优势?

薛雍乐:最大的一个障碍还是选择标准非常不明确。国内虽然说这些年也有一些自主招生考试,但是总体上,成绩好就是最重要的,可以进名校。但是在考美国学校特别是那些名校时,光有成绩肯定是不够的。

SAT这种考试本身没有国内高考的难度,分数只是一块敲门砖。如果想要申请北美排名前10的学校,跟你竞争的人分数都差不多,顶多保证进入第二轮筛选。进入了后续的选拔,就需要展示各种其他的课外活动、志愿服务、领袖才能,学校还要求学生写个人陈述,有些学校会给你一个命题作文、有些学校不限,让你尽情用文字去表达远大理想和特别经历,最关键的是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值得学校录取。其实这是很主观的,有时甚至取决于招生官的心情,或者他当天看了哪些其他人的申请,没有办法量化。

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下,申请留学的同学做的课外活动其实差不多,不外乎学生会、模拟联合国、辩论、机器人比赛之类,交上去的申请千篇一律。学校对国际学生也有配额,每年招的中国大陆的学生都是定量的,甚至会细分到城市,这样其实又变成了一个“内卷”,因为名额有限,就要尽量去做和别人不一样的课外活动。

我记得疫情前,有一些国内的小朋友,会到非洲、东南亚去做志愿者,越远越好、越难越好,显得特别。但是如果所有学生都扎堆去做志愿了,一方面这个功利的动机本身就有问题,另外一方面又水涨船高,又要去寻找其他更加独特的活动,是不是要到南极、北极去才算是更加和别人不一样?所以说其实这也会带来不平等的问题,因为很显然这都是依靠家长的资源,资源越多,学生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机会会更多,种类也就更丰富。

如果说你出生在普通家庭,可能考个SAT、读几门大学预科的课程,就已经花掉不少钱。所以说其实在经历了美国的申请之后,我反而会对国内的应试教育有了一点更加积极的看法。虽然一考定终身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花钱补课也会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平心而论,和那些太过主观的标准相比,分数还是能较好地拉近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差距。我们从国内过去几十年也看到,考试确实是让很多有志青年可以实现阶层之间的流动,得到更好的前程。

澎湃新闻:为了上名校,一个家庭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资源。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中悲叹“寒门再难出贵子”,指出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均阻断了下层孩童的上升路径。出身贫困的美国孩子在就读名校上存在着怎样的劣势呢?

薛雍乐:一方面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在升学时,需要各种活动来添加分数之外的东西,这本身其实也取决于你家庭的资源。然后,除了这些,我还想再补充一下,一个是学习成绩本身也并不完全能够抹平阶层之间的差距。在一个贫富差异很大的社会,其实成绩也是会体现出阶层的分化。前几年,国内引进了美国的一本书《精英的黄昏》,讲的就是美国精英教育陷入的危机。

书中有一个事例令我印象深刻,纽约有一所叫“亨特学院”的公立高中,在美国公立高中常年排名第一,学费全免,单纯通过一场考试去录取学生,不需要任何的额外材料,以此来有教无类地选拔在学术当中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很快社会上就出现了针对这所学校入学考试的补习班,而且价格不菲,结果是高分入学的大多数还是能上得起这些补习班的学生,那些出身相对贫困的、特别像黑人学生,在这所学校当中的人数非常少。所以说即使说分数看上去最公平,但可能还是会隐藏着很大的一个割裂。

澎湃新闻:前几年,主管SAT的美国高校理事会也试图为学生减负(dumb-down),降低考试难度,并针对中上层子女有能力参加各种补习班的“优势”,向穷人子弟提供免费的备考辅导。美国所实行的减负政策是否有效地缓解了美国教育当中的高度竞争?

我们首先要去考虑美国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对于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来讲,想要达到的教育目标是什么。这个教育目标其实是在做一个兜底,比如说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出台了一个No Child Left Behind这样的项目。其实它强调的是不要让更多的学生辍学,希望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可以完成高中教育等等,并没有关注让多少的比例的穷人子弟可以去上更好的学校,这个跟中国国内的情况还是有一点区别。

在中国国内的话,有些学校可能会划一个比例,比如说今年我要至少招百分之多少低收入群体家庭的新生,在美国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当然有些地方可能会按种族去划分入学的名额,不过这种政策也是备受争议的。

薛雍乐:如果说他现在要为学生减负的话,我也有点怀疑他的最后的结果会有多大,因为就像前面说的,分数其实对于美国名校来说,就只是一个敲门砖,不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说他减负,其实也不会真正意义上去缓解竞争。

如果从华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华人家长反而会对此有一点警惕。因为对于很多华人学生来说,分数可能是他们在申请过程当中最不需要焦虑,然后也是最容易出彩的一面。如果说考得越来越简单,等于说分数在录取当中就越来越不重要,那可能会有更多成绩相对弱一点、但是有更加独特人生经历的学生,能够进入招生办主观的环节,所以说对华人来说,这可能非但不能缓解竞争,反而会加剧中产的华裔和其他族裔之间的矛盾,然后也会让华人的家庭就更加焦虑,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在里面。

澎湃新闻:我国此前也对针对校外补习机构发布了“双减”规定,至今已近半年,在廖老师看来,“双减”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内卷”问题?

廖元辛:当时(国内的“双减”政策颁布时)有很多讨论,我也从供给和这个需求两方面跟一些行业内人士讨论过这个问题。“双减”限制教育培训机构,不能在周日上课、工作日上课时间不能晚于九点,然后对教育机构的融资、包括海外上市,做了非常明确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减少了对于课外辅导的供给。

但是从需求端的角度来讲的话,由于高考跟中考的制度不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进行大的调整,需求端不会因为“双减”规定出台而大幅减少。

其实我当时认为,除了中高考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对于课外辅导的需求,可能是被教育公司或者营销号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因为我们去看10年前,如果你想去了解“别人家的孩子”,你得去花20块钱买《哈佛女孩刘亦婷》,才能够有相对深入的一个观察。但是现在在朋友圈和公众号上,你看到哪个孩子又去学了什么、又去哪儿上课,又去哪社会实践……过去几年制造了大量的这方面的焦虑。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种题目叫做“谁才多少岁,已经拿到了什么样的成绩”,很多社交平台上的文章,都是这样的套路。

在去年八月份时,我跟几个朋友说,如果之后要想对教育方面的内卷做有效的改变,很有可能要去限制这一类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然后在去年9月还是10月时,有政府机构开始限制教育公司在网上打广告等等。其实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去戳破这个教育公司、社交媒体人为制造的焦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感觉这一类政策对于之前比较盲从的家长还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有助于他们去放松精神。

薛雍乐:我就从我切身观察的角度来说,我最近看到报道,有老师反映“双减”之后反而让老师更累了,因为学生在校的时间加长了,而且其实我身边的家长还是挺“卷”的,而且反而有时候更加焦虑:因为不知道不补课,还要怎么提高孩子的成绩,接下去升学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所以也不是说“双减”了,大家的负担就这样减轻了。

总体来看,我觉得“双减”还是有很积极的一面,它遏制了那种过分依赖课外补习的恶性循环。因为之前我也听说有些学校里面老师他可能就不讲了,依赖学生他课外去补课,这其实就不是很好,(不补课)让孩子能够空出更多的时间去培养其他的爱好,然后多出去走走玩玩,然后学艺术、体育,有一个更加快乐的童年,这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有好处。

江苏省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西校区女足社团的孩子们在练习足球基本功。 翟慧勇 摄(中经视觉)

但是过分的一刀切也会有坏处,一些高层次的学科竞赛因为“双减”就被停办了。有些学生可能特别爱好这些学科,已经为竞赛准备了很久,就失去了一次挑战自己的机会。还有一些本身就是成绩处于中游的学生,本来可以通过补课考上更加好的学校,未来有更多的可能——需要外力去稍微推一把。

与其说一下子把所有的课外培训都关闭来实现减负,不如让社会的评判体系更加多元化:既不要用单一的标准,也不必要求大家都成为全才。我知道这可能跟我们前面讲的有点矛盾。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答案,我们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动态当中去寻找一个比较适合当下的平衡。还是需要去不断的尝试和探索、调整,这就需要可能更加精细的社会标准,也需要我们的社会和家长能够更加开放和包容。

澎湃新闻:在越来越多的人把教育当成一种功利的阶层跃升的工具以外,教育还有没有其他的更自由、更加有想象力的面向?在薛老师看来,一个理想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薛雍乐:我觉得教育最终还是想让孩子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比较理想的教育可以让孩子去找到自己的兴趣和价值,在自己选定的领域自由探索、做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事情,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廖元辛: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倾向于“终身教育”。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点在于我们要去培养年轻人不断成长、进步和学习的能力。成功的教育模式是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很重要一点是要去培养学生对于世界、对于社会的好奇心,对于别人、对自己的好奇心。如果我们的教育模式能够让学生养成活到老学到老的这样一种精神的话,这样一种教育模式可能是更为成功的教育模式。

薛雍乐:教育可以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些共识,给我们的孩子一些基本的、大家可以共享的价值观,比如热爱学习、保持好奇,尊重科学、相信常识,相信互相之间可以进行沟通,可以去跨越和别人的差异,和不同背景的人进行比较有效的对话,这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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